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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14日 (1929年7月10日)

中东路事件

    历史上的今天 2005-05-15

    在90年前的今天,1929年8月14日(农历1929年7月10日),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事件

1929年中东路事件,苏军展示缴获的东北军战旗

中东路事件,是中华民国和苏联于1929年发生的一次武装冲突。

背景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1896年6月3日清、俄签订中俄密约,其中一条为允许俄国从清朝政府手中取得横贯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以缩短西伯利亚铁路的路程。这条宽轨铁路连同从哈尔滨到旅顺军港的支线(实际上纵贯整个东北)到1903年全部完成。命名为“东清铁路”。俄国的东省铁路公司又取得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甚至司法管理权。于是在东北的心脏地带出现一个远比普通租界规模庞大得多的不受中国管理的“国中之国”。俄国也得以方便地控制整个中国东北地区。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控制了长春以南的路段,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该铁路和中国铁路路轨宽度不一样,不能同中国的铁路接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路段由中华民国和苏联合办。基本仍维持“国中之国”的状态。

1924年5月31日,《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在北京签订。与《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同日签订了附属条约《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十一条》

1925年底奉军与冯玉祥国民军开战,苏联支持冯玉祥,因而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奉军护路司令张焕相一度拘捕苏联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苏军则向满洲里集结,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三日内放人。后经日本调停,张作霖下令释放伊万诺夫。

张作霖在1928年6月沈阳市西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被日本关东军在北宁铁路上埋设的炸弹炸死。张学良继任,统领奉系。这时张学良面对的局势是日本在东北三省步步紧逼变,有发生军事事变,变为日本的直接殖民地的危势。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东北易帜(从民初的五色旗换成了南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完成了中国的表面上的统一。张学良随即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此时年仅28岁。

1928年6月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将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类,革命外交将分为五期进行,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

在南京政府革命外交取得进展后,张学良积极响应。张学良把目标定在了苏联控制的中东路,而不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上,主要是因为苏联正在实行的农村集体农庄化,没收了富农的土地、贫农的口粮,导致与农民的尖锐对立,破坏了农业生产,最终导致苏联陷入严重的饥荒,传统粮仓乌克兰饿死了成百上千万人,农民奄奄待毙,对于苏维埃政权极度不满;世界各国自一月剧变后高度敌视布尔什维克,西方列强在外交上不承认苏联。张学良认为收回中东铁路路权,苏联此刻内外交困无力反抗,各国也必会乐见其成。张学良在同苏联进行了数轮外交谈判不见丝毫效果,他决定采取强硬态度,对苏联的经济机构进行查封。

张学良愤怒声讨红白两大帝国主义(苏、日)对中国东北进行疯狂渗透,导致北患无休无止。张学良的东北政府决心夺回失去的主权,并切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张学良从1929年7月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中国断交。苏军在中苏边境黑龙江吉林段准备武装介入。

中东路事件

伪满时期,大连的日伪军

临战前经过

1929年8月6日,苏联为准备同中国的战斗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官为瓦西里·布留赫尔(加伦)。布留赫尔司令担任过驻华苏军顾问团的团长,熟知中国军队的内情。后苏军又增设了由哥萨克人组成的独立骑兵大队,总兵力号称有3万人之多。 战斗进行最激烈的10月到11月之间,苏军大幅增强了己方战力。据中方的观测,苏军在中苏边境部署了海陆空将近8万人规模的军队。实际上,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在满洲里当面总共出动了6091名步兵,1599名炮兵,配以包括76.2毫米以上火炮88门火炮(不包括步兵团属火炮),32架作战飞机,3辆装甲列车,9辆T-18轻型坦克。陆军部队包括:步兵第18军的第35,第36步兵师;第5骑兵旅;蒙古骑兵师;装备T-18坦克的1个独立坦克连,第6航空分队,第25航空分队,第26轰炸机中队,第18军属炮兵营,第18工程营,以及1个铁道兵营。步兵第21师留在赤塔作为预备队未参战。远东区舰队的3个舰艇大队的浅水重炮舰和各类炮舰共14艘,1个扫雷舰分队,1个航空分队的14架作战飞机,以及1个海军陆战营。

而中国一方,张学良率领的旧奉军为主的东北军总兵力虽有27万人之众,但为了维持治安和防卫满洲南部,能用来对苏作战的人只有10万人左右。而东北军也未能得到其他方面的增援。

在装备方面苏军也占据了质的优势。火炮方面,苏军拥有包括十几门重炮在内的大约200门火炮,而中国军队只有135门步兵炮而没有重炮。同时苏军因为装备了294挺重机枪和高机动性的268挺轻机枪,也在机关枪方面占据了质量的优势。中国军队装备有重机枪99挺。空军方面苏联配备了35架飞机,而中国军队有5架。

7月14日占领苏联大使馆事件发生之后,苏军在中苏边境接连举行军事演习和利用飞机进行示威飞行等军事示威行动,对中方展开心理战。满洲里居民中产生了恐慌。据中方称,苏军不只进行示威活动,还在7月20日对中东路东端的绥芬河方面进行了炮击(绥芬河战斗),23日在黑龙江和松花江会流点附近抓捕中国船只,26日在中东路西端的满洲里朝3个方向进行了炮击。根据中方的记录,中苏之后又接连在8月4日松花江东部(东甯县战斗)、8月16日于黑龙江流域(卡伦战斗),8月23日于密山周边(密山战斗),8月28日至30日(汪清战斗)发生冲突。由于这是当时统一后的中国第一次受到外国的武力攻击,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通电全国要求抵抗到底。 苏联方面则指责中国军队和俄罗斯族人组成的军队越过边境发动袭击并在河道当中放置水雷。

苏联正式进军

1929年8月14日,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战争开始,张学良领导下的王树常、胡毓坤、于学忠、邹作华、沈鸿烈等将领均试图遏止苏联进攻,不过,因为苏联动员新进武器与大量兵力,使东北军在随后被苏军击败,两个主力旅与松花江舰队惨遭覆灭,旅长韩光第等大批官兵殉国。东北多处地方被苏军占领。刘伯承、叶剑英等人也响应苏联的号召,参与“国际义勇军”,协助苏联进攻中国黑龙江海拉尔之役。

9月到10月,两军战斗正式展开。对于开战的责任,两方都指责对方不宣而战。像攻击芬兰的冬季战争一样,苏联以自卫的名义发动攻击,但实际上这次中国方面确实发生了暴力侵犯私人财产的事件。。

在黑龙江和松花江的会流处,中方记录显示苏军在9月开始发动正式攻击,苏军于9月19日攻陷绥滨,10月12日攻陷黑龙江和松花江汇合处的同江,苏军步兵第2阿穆尔师搭载内河舰艇于10月31日攻陷富锦,突入松花江沿岸50公里的范围。在10月12日的战斗中,苏军的黑龙江舰队(据中方观测为炮艇五艘,武装商船4艘)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同中国军队的江防舰队(炮舰2艘,武装商船4艘)发生了水面战斗(三江口战役、同江战役)。

中国舰队的炮舰“利捷”号(旧德国海军Otter号)与武装商船“江平”“江通”“江安”被击沉,除舰载炮13门被虏获外,在同苏军地面部队的战斗中,中国军队死伤250名人,被俘150人,陆上火炮21门被虏获。中国方面的拉哈苏苏要塞被占领。虽然中方声称击伤苏联2艘、击沉1艘军舰,击落2架战机,但根据苏联方面的记录,苏军只战死5人,负伤24人。10月30日进攻富锦的苏联舰队同中国江防舰队余部发生战斗,中方炮舰“江享”号被击沉(富锦战斗)。据苏方记载,中国军队战死300人,负伤、被俘数百人;苏联则战死3人负伤11人。中方松花江舰队全军覆没,同时有9艘商船被抓捕。

在主战场满洲里方面,中国军队自7月26日开始受到苏军炮击。1929年11月16日深夜11点,在满洲里当面的苏军隐蔽进入预定出发阵地。11月17日,苏军步兵第106、第107、第108团在8辆T-18坦克(另2辆因机械故障未赶到战场)和战机的配合下向达赉诺尔数度发动总攻。守备达赉诺尔的中国军队第17旅7千人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于11月18日被歼,旅长韩光第战死,苏军战损一辆坦克。11月19日拂晓后,苏军乘势转攻满洲里,7辆T-18支援步兵第108团,在密集的炮火准备后发起攻击。当地守备的中国军队第15旅被苏联军队包围,在旅长梁忠甲以下军官逃往日本领事馆之后向苏军投降(满州里战斗)。据苏方记载,在达赉诺尔和满州里的战斗中,中国军队1500人以上战死、9000人以上被俘,而苏联方面则战死123人负伤605人。中方大炮30门、装甲列车2列被苏军俘获。据苏方记载,27日占领海拉尔时几乎没有抵抗。苏军在发现了博克图的中国军队残部之后立即出动空军于28日对博克图站和中方军队实施了轰炸。。

绥芬河方面,中国军队自7月20日开始遭到苏军炮击。苏军一直到12月,虽然发动了数次攻击,但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而未能侵入。对此,苏军声称兴凯湖方面的中国军队进攻伊曼,苏军以自卫的名义发起了攻击。攻击由苏军沿海州军団和第1太平洋狙撃师団实施。11月17日开始轰炸密山,并由骑兵和歩兵的混成部队占领了密山。苏联方面的记录显示,中国军队死伤1500余人被俘135人。苏军缴获机关枪6挺、迫击炮6门、马500匹、迫撃炮6门、马200头和大量机密文件。苏方的开战借口被认为是伪造。

以上一连串的战斗,中国军队损失巨大。一说战死1690人,负伤2210人,被俘6900人,失踪1800人。苏联一侧的资料则显示被俘人数达到了9500人。

张学良不得不在1929年11月26日要求停战。张学良派出蔡运升与苏联谈判。12月20日,“中东路事件”以张学良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

1929年12月20日,张学良被迫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会后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但继续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等地。

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态度

蒋介石与南京政府虽然支持张学良发动收回中东铁路、驱逐苏联商业机构的行动,但对于《伯力协定》的签订,南京政府一直持反对态度,蒋介石本人也是不同意的。张学良与苏联签署的《伯力协定》,南京政府对此并不承认,并称以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这是一项超越了东北军代表权限的谈判。

中东路事件结局对张学良的影响

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两年后面对突如其来的“九一八事变”,蓄意已久、周密准备、汹涌而来的日本关东军,张学良担心东北军孤军作战,做出“无谓的牺牲”,因而提出了“全国抗战论”。1931年9月18日深夜,张学良在他治疗重症伤寒病所住的北平协和医院召集在北平市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会上张学良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再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个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以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准确地名是柳条湖)制造炸毁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圹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当时各将领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连夜即照茱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政府。张学良在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代表时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去做,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张学良对形势判断的依据是:中东路事件中,苏联是被动的,准备不充分,而东北军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东北军尚且失败;“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早已作好充分准备,东北军孤军奋战,又谈何能取胜?1904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苏相比,日军战力明显强于苏联,那么,东北军与苏军作战都打不过,更何况要面对比苏联更加强硬的日本人了。

1990年,张学良向唐德刚口述了自己的一生,整理后正式出版。该书7万多字内容中,关于中东路事件仅仅139个字。

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东路事件发生的原因是“蒋介石执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指使东北当局以武力夺占中东铁路”。

192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东路事件满洲省委的指示信》。指出“中东路事件不是蒋介石或张学良某一军阀的单独行动,而是他们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共同行动,中苏共管中东路,在于不使中东路单独交给国民党政府,作为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根据地,国民党军阀所谓收回中东路自管,是欺骗群众,真意是想利用中东路事件掩盖其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动,从而转移群众视线,使群众走上反苏的道路。”指示信要求,省委必须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对付这一事件。

1929年7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就中东路事件写给中央的报告指出,经过几次讨论,省委认为:

中东路事件虽然是由国民党军阀出头,但它仍然是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进攻的开始;

那种认为帝国主义加紧同苏联的矛盾,会减轻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这一事件的前景会促进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战争的准备时期更加缩短。

7月22日,省委把对形势的分析意见写成政治通讯,发给各级党组织,并责成各级组织和党员除了秘密的宣传、鼓动外,还要利用公开的可能,通过出版刊物、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各种形式扩大宣传,以“启发群众的觉悟”。

陈独秀等人则因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进攻中国而遭到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

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进攻中国东北的中东路事件中,积极维护苏联利益,赢得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的赞誉:(节录)

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七次代表大会的前夜):

...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在群众的前面,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号召并组织群众去进行英勇的斗争,去反对自己的政府、中国的军阀和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中东路事件中,表示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模范。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最光荣一页,而且也是共产国际和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隔天,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具体指示中国共产党日后的工作任务,中共代表团王明,便依据其指示与国际会议决议文,于1935年8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八一宣言。

结果

张学良、王树常、胡毓坤、于学忠、邹作华、沈鸿烈虽未能于该役获胜,但是积极抵抗苏联红军的态度与立场,让他们获得了中华民国国军首批青天白日勋章。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被击毙281人,受伤729人。

1935年3月,苏联又将中东路让售予满州国。

中东路事件后,对中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知道以当时的军力,同时对抗入侵蒙古的苏联和意图入侵满洲的日本,是暂时无法办到的。苏联势力的扩张使日本关东军更加急迫的想在满洲采取行动,而东北军的迅速溃败,暴露了东北军外强中干的实际情况,也坚定了关东军在东北采取行动的信心。两年后(1931年),日本便发动九一八事变。

中东路事件期间,苏占据中国领土黑瞎子岛,这是日后中俄在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该领土争议一直持续到2004年以协议方式,使中俄各得到黑瞎子岛领土的一半。

2008年10月14日,半个黑瞎子岛正式从俄罗斯移交至中国。

延伸阅读:斯大林如何从张学良手中强占黑瞎子岛

延伸阅读:斯大林如何从张学良手中强占黑瞎子岛

中东路事件

资料图:中东铁路示意图,现存于内蒙古扎兰屯中东铁路博物馆。

斯大林派“远东军魂”击败张学良,撤退时留下军队,驻扎黑瞎子岛

在斯大林和蒋经国的谈判中,除了外蒙古,还有一段中国边疆也是双方争议的焦点,那便是东北。

斯大林十分清楚,中苏在东北边界上,存在多桩历史遗留下来的“悬案”——两国最早的接触就发生在东北,1689年,清政府和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的边界,暂时阻拦了沙俄取道中国东北打通太平洋出海口的野心。此后的200年里,沙俄一直在寻找机会。当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沙俄立即动手,在1858年和1860年相继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走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左岸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从那以后,沙俄在东北强行修筑了一条“丁”字形的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并与沙俄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东至绥芬河,南经长春至大连。后来,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长春以南的铁路被日本占据,称为“南满铁路”,北段仍在沙俄手中。1917年十月革命后由中苏合办,称为“中东路”。

斯大林在成为苏联领导人之初,也曾经想过好好解决这些历史遗留下的“悬案”。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斯大林很快变成了新的“悬案”的制造者——占据黑瞎子岛。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张学良(左图)决心夺回“中东路”,不惜与苏联开展,斯大林派“远东军魂”布留赫尔(右图)出战,大败张学良,撤退时顺手占据了黑瞎子岛,这一占就是79年。

“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

1924年,斯大林接手的苏联,是一个新生的、尚未站稳脚跟的政权,在国际上面临被孤立的困境。为了打破外交僵局,争取中国的外交承认,斯大林主动向中国提出解决两国边界的“悬案”。当年年初,斯大林派出曾任外交事务全权代表的加拉罕,来到中国和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钧谈判,拟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下文称《协定》),规定“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暨1919年与1920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两国“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

这一《协定》基本上是平等的,它表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列强截然不同。但很遗憾,它只是一个大纲,并未“商订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在《协定》签订前,加拉罕坚持“立即恢复中苏正常关系”,再商议两国间的“悬案”。北洋政府则坚持先解决“悬案”,再恢复两国正常关系。双方争执了一段时间。其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英国和意大利先后承认苏联,苏联的国际地位不那么脆弱了,与中国建交也就不太迫切了。北洋政府只好同意加拉罕的意见,于1924年5月31日先签约,同日宣布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则在《协定》中承诺,“中东路”将由中国赎回。

几个月后,加拉罕还和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当局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表示要在60年内把“中东路”全部无偿地交给中国。不过,加拉罕坚持铁路局局长由苏方委派,理由是“不愿敝国在中国势力比他国薄弱”,一语道出了苏联和斯大林的真实态度。

在那之后,时局变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停滞,欧洲各国宿怨重现,苏联逐步摆脱外交僵局,斯大林也就不急于解决十分棘手的“中东路”问题了。拖延之下,《协定》渐渐成为一纸空文。这让张作霖对斯大林的积怨日深,于是故意破坏苏联在“中东路”沿线的利益,中国民间收回“中东路”的呼声也开始高涨。

到了1927年,斯大林转而考虑把“中东路”及沿线特权转让给日本,并派人与日方进行了秘密会谈。中国政府得知这一情报后非常惊讶,东北当局更觉得苏联不可信。

恰在此后不久,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内外局势的大变,把张学良推到了势必一战的境地——对内,他既要树立“少帅”的威望,又要服从蒋介石,追随其“反共绝俄”的政策,蒋介石也在鼓动他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对外,他觉得中国虽然打不过日本,却未必抵挡不住苏联,如果能把“中东路”一举收回,就能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东北的事情就好办了。树威的渴望、错误的判断、爱国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使得28岁的张学良贸然决定对付苏联。

1929年7月,张学良开始驱逐“中东路”的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斯大林随即作出反应,宣布对华断交,向中苏边界集结苏军。从7月到11月,张学良的东北军陆续取得不少胜利,但都不是根本性的胜利。对苏联人来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于是,斯大林把苏联名将布柳赫尔(曾译布留赫尔)派到前线,此人号称“远东军魂”,日后位列斯大林的五大元帅之一,与中国颇有渊源。北伐战争时,他曾化名“加伦”,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布柳赫尔一来,战局立变,海拉尔、哈尔滨、黑瞎子岛相继失陷。“(东北军)打得那个惨呐,有一个旅整个全灭了……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90岁那年,张学良亲口讲述了自己28岁时发动的这场战争,“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

顺手强占黑瞎子岛

1929年11月26日,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张学良不得不要求停战,并派出蔡运升和苏联谈判。斯大林同意停战,条件就是:“中东路”恢复此前中苏共管的原状。12月20日,蔡运升与苏联签署《伯力协定》。对此,国民政府并不承认,理由是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

蒋介石鼓动张学良发起的这场战争,结果是双重惨败:不但铁路没抢回来,苏军撤退到黑瞎子岛后,留下一部分驻扎不走了,一占就是79年。

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主航道的中国一侧。在满语里,它的名字叫摩乌珠岛,是“马头”的意思。在中国版图中,它则是“鸡冠”,是“东方雄鸡”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由于岛上生态良好,有黑熊活动,人们称之为“黑瞎子岛”。它扼守黑龙江、乌苏里江的通航锁钥,其战略地位从沙皇时代起就一直为俄国人所关注。1929年的斯大林同样不会忽视它的战略意义,撤军途中顺手强占这一水上关隘,成了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斯大林权衡利弊,宣布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不干涉政策”,并在1934年将“中东路”以1.4亿日元的价格,出售给日本,还要求日本支付3000万日元作为遣散“中东路”苏联职工的费用。1935年4月之后,苏联势力退出了中国东北。即便如此,苏联也牢牢占据着黑瞎子岛,不让日本染指。

等到二战尾声,日本败局已定,斯大林抓住机会,把卖给日本的“中东路”又给“要”了回来。1945年,斯大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雅尔塔秘密约定,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则除了外蒙古独立之外,“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作战,苏军进入东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苏联重新控制了整条中东铁路。

此时,蒋介石担忧的却不是什么主权完整,而是自己的心腹大患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发展壮大,如果苏联把东北的地盘、铁路、军工厂、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的装备都移交给中共,那么,中共很快就能建成一支百万规模的正规野战军,具备大量重炮和一支坦克部队,对自己的统治会构成巨大威胁。于是,蒋经国和斯大林谈判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拱手让出外蒙古为代价,要斯大林保证中国东北的领土主权完整,港口和铁路中苏共有二十年,其后所有权归中国。

斯大林答应了这一条件,并且承诺“在同情和支持中共方面以不使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破裂为限”。此后不久,苏军撤退,苏联势力再度退出东北。

中东路事件

2008年10月14日,中俄双方在黑瞎子岛举行了“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黑瞎子岛西侧一半的岛屿正式归属中国,图为黑瞎子岛归属地图。

帮助中共站稳脚跟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斯大林时刻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苏联的政策有了变化,不仅舆论上公开支持中共,而且在行动上协助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转交大批武器装备,帮助中共在东北站稳了脚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关系进入新的轨道。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国在华特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基本方针。1949年,中共领导人密集访苏,一方面是想向苏联请教建国经验,另一方面就是想与苏联协商废除1945年的旧约,收回苏联在华特权。

中东路事件

2008年10月14日,中俄双方在黑瞎子岛举行了“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黑瞎子岛西侧一半的岛屿正式归属中国,图为黑瞎子岛界桩。

1950年,在中共领导人的努力下,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旅顺口的民事行政事务,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随后,苏联履行了上述约定。

然而,黑瞎子岛的归属始终悬而未决。直到2004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规定,黑瞎子岛一分为二,中俄各半,这一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2008年10月14日,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纠缠一个多世纪后,中俄在东北的“悬案”终于尘埃落定,两国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终告全部确定。

“黄俄罗斯计划”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个旨在侵略中国的计划,那就是从新疆中俄边境的乔戈里峰直到海参崴划一条直线,将此以北的土地全都划归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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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省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沙俄一直对其垂涎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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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沙俄政府为了向外扩张,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至十九世纪末,沙俄已发展成为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我国东北地区进一步成为沙俄推行其向远东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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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当时有两种主张: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和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为代表的封建军阀、贵族和军事工业资本家,主张直接进行军事占领;以财政大臣维特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垄断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则主张以经济掠夺手段实现最终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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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政府综合两种主张,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侵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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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沙俄以联合德、法干涉日本还辽“有功”,诱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攫取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段(中东铁路)的建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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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铁路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直达海参崴(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不但便于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经济掠夺,而且便于军事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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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当时就露骨地宣称:有了这条铁路,俄国就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并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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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沙俄又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取得了从哈尔滨经宽城子(今长春)、奉天(今沈阳)至旅顺、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筑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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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6月间,沙俄大批铁路员工进入我东北三省,并从山东、直隶及当地雇用二十多万中国民工,分十九个工区,开始全线修筑铁路。通过筑路,沙俄得以派遣各种人员,搜集东北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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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以“护路”为名,向铁路沿线派遣了六千余名武装“护路队”。此外,还在哈尔滨设立有二千五百余人驻守的铁路警备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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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沙俄在抢修中东铁路的同时,又采取各种手段,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河航运、公路交通以及外海通路。当时,东北三省的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等主要河流及其支流的航运,几乎均被沙俄所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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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4月,中东铁路千余公里的路基和大部分铺轨工程已经完工,中东铁路支线除中段二百余公里外,也已竣工。至此,沙俄几乎完全控制了我国东北地区的交通命脉,为战时运送兵员和军需物资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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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鲸吞我国东北三省的野心,沙俄还加紧进行大规模入侵的军事准备。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沙俄在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兵力日益增加,到1900年6月初,统辖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地区的沙俄阿穆尔军管区,已有兵员九万八千余人,马一万五千余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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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要塞及留守部队外,这些部队大部驻扎于我国东北三省当面的俄国各边境城镇,如海参崴、双城子(今乌苏里斯克)、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海兰泡(今布拉戈维申斯克)、赤塔等地,直接窥视和威胁清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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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沙俄还加强了旅顺军港的建设,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独立作战能力的军事基地。至1900年7月初,沙俄驻旅大兵力达两万三千三百余人,游弋于黄海、渤海的各种钢铁军舰达四十一艘,水雷艇三十艘,控制了从黄海经朝鲜海峡及日本海抵海参崴的通路,沟通了南北各据点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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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0年6月初开始,沙俄最高当局即密切注视着我国直隶地区义和团运动发展的趋势,寻找进攻我东北三省的时机和借口,同时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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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沙俄政府宣布关东一带进入战争状态,命令军队作好临战准备。6月15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命令驻伯力的阿穆尔军事总督格罗杰科夫中将,制订进攻东北义和团及清军的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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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八国联军侵占大沽,沙皇尼古拉二世便于6月23日宣布,进行战争动员,全区进入战争状态,并立即编组先遣军,自任俄军总司令,将原驻阿穆尔地区的西伯利亚军改编为西伯利亚第一军,并将新征调的部队进行统一编组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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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清廷因京城危急,已无力顾及东北三省的危局。沙俄陆军部抓紧这一时机,纠结作战部队约十三万五千余人,火炮三百二十八门,多路出兵,以期迅速夺取东北三省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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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7月,沙俄出兵对中国在黑龙江东岸仅存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居民进行了大屠杀,杀害了当地中国居民7000多人,强行占领了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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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东北路俄军从伯力出发,沿黑龙江西进,于7月22日到达拉哈苏苏(今同江)。驻守该地的清军稍事抵抗即行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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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俄军水陆两路夹攻三姓城。守军英勇抵抗,激战至下午4时,击沉俄轮一艘,毙伤敌军多人。终因俄军炮火猛烈,其后续部队又相继登岸,清军伤亡严重,被迫撤退。俄军占领三姓,枪杀居民,焚烧房屋,然后登轮向哈尔滨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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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哈尔滨为三省腹心之地,又严重威胁黑龙江省的后路,守将寿山于7月初曾约请吉林清军会攻哈尔滨,先清除哈尔滨“护路队”,然后专注北方边防。由于吉林将军长顺极力阻挠,此计未能实现。8月3日,萨哈罗夫所部俄军进占哈尔滨,同“护路队”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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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继续从西、北两路直逼省城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于城将破之际自杀殉国,齐齐哈尔陷落。10月12日,呼兰城亦失陷,黑龙江全境为沙俄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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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吉林将军长顺与沙俄侵略者“议和”,随即通令全省,对俄军要“优为款待,以笃邦交”。9月22日,长顺下令开吉林城门迎接俄师,束手降敌,吉林全境不久即为沙俄轻易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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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地区则遭到两路沙俄军队进攻。此时,盛京将军增祺面对俄军自辽南长驱北上及疯狂肆虐,不仅不主动抗敌御侮,反而极力主张与入侵者议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得此情报后,却下令俄军继续扩大战果,不许半途而废,一定要“解除满洲军队及要塞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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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牛庄被攻下;28日辽阳城被占领;10月1日渖阳陷落。渖阳失守前,盛京将军增祺弃城出逃,闯入渖阳之俄军大肆抢掠,其文化资产损失尤为惨重。至6日,铁岭被占领后,南北俄军于此地会师,至此,东北全境沦于沙俄的铁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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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占领东北合法化,即真正实现“黄sè俄罗斯计划”,俄军迫不及待地搜寻并迅速拿获弃城出逃的盛京将军增祺,逼其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把俄国独占东叁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因遭中外反对而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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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4月,沙俄又与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交收东叁省条约”,在清政府保证俄国在华、特别是在东北的许多特权后,规定俄国在一年半之内分3期从东北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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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沙俄仅从东北撤出部分军队后,便不再撤军。清政府于10月初照会俄国,敦促其按条约规定撤军,然不被理会。此刻,俄政府之四部大臣于雅尔达开会,确定了“将来满洲(指东北)必须并入俄国,或隶属于俄国”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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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沙皇下令暂停从东北撤军,公开撕毁已签订之条约;1903年3月,沙俄政府向清政府提出继续撤军的七项新条件,实际是明确昭示要继续霸占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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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距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已经是第四个年头,罹难深重的东北仍被沙俄侵略军所蹂躏,随后,日俄战争爆发,战场却在东北,当地二度遇难,简直是人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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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因日俄战争的失利以及“十月革命”的爆发,沙俄的“黄俄罗斯计划”梦想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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