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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与蒋相同的自卑感 不同的人生路

时间:2017-01-14 15:48:15  来源:  作者:

毛泽东与蒋介石

文章整理自杨奎松先生在北大博士生联谊会上的讲座——“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他们的出身都属中间阶层

蒋介石出身于普通盐商,祖籍浙江奉化镇,地位不太高,财富也不是很多,在当时也只是中等收入家庭。毛泽东的的家也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他的父亲辛劳了一世,才把家业弄到了富农的程度,在当时的湖南韶山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比较全国状况而言,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出身状况颇为相似,都属于当时中国的中间阶层。这样的出身,后来却都成为了最高领导人,这之间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他们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

除了出身之外,二人的教育背景也很相似。简单地说,他们两个人即使在当时条件下,也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国内也陆续办起了一些大学,这些留学生和大学生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菁英的一个群体。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仅仅受过中等教育。毛泽东是小学毕业后入了师专,毕业以后又去当小学教员。那个时候的师专,就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即初高中水平。蒋介石名义上读过军校,其实也只是培训式的速成学校。蒋后来的师爷们把蒋说成是日本士官生,结果台湾的李敖一考证,日本士官学校根本就没有蒋的名字。蒋当年从保定速成学堂转去日本后,上的只是一个补习班性质的军事补习学校,叫振武学校。毕业后,他再没有入过军校,只是在1910年冬天被分到日本的一个炮兵部队做了一段“弼马温”,就是养马的兵。蒋介石受的教育显然也是一种初高中水平

这两人的教育状况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响,不过,他们之所以没有再谋求深造,实际上也是他们两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曾经是有机会像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他们那样去国外勤工俭学的。但是,所有一切都办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却坚持留了下来。在这方面,蒋介石与毛泽东也有颇多相似之处。

他们小时候都颇具反抗心理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性格、气质之相似,可以从他们小时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来。比如,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说他们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们的极强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并不是说他们的性格真的完全一样。事实上,就具体的性格表现上,他们二人有很大的差异。

蒋介石比较内向,而毛泽东却是相当外向。岁数越大,二人的这种差异也就越明显。纪录片中,蒋介石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腰板笔直,连风纪扣都扣得一丝不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军人气质和军人仪态。蒋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样。据他的侍从官们回忆,蒋一向生活简单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5点半到6点之间必定起床,活动筋骨,然后早读。他在听汇报和开会时,除了必要的讲演之外,通常很少讲话,总是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听汇报和讨论。

在这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不仅谈话喜欢嘻笑怒骂,海阔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随心所欲,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毛泽东讲过他为什么不想当国家主席,两个原因:一是总要接见外宾,他最不喜欢穿那种要纪风纪扣的正式服装;二是因为他不愿意被种种的规矩所干扰,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看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毛泽东是那种喜欢穿着睡衣在卧室或书房里召见政治局领导人,甚至接待客人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到过一件让他觉得很屈辱的事情——毛泽东1958年在游泳池边“训导”他。毛穿着游泳裤,一会儿下水游一会儿泳,一会儿上来披上浴衣和赫鲁晓夫谈一会儿话。赫鲁晓夫不仅不喜欢游泳,而且不会游泳,他完全是被动地被拖到游泳池边上来看毛游泳和听他讲话,自然会感到很不舒服。但这就是毛泽东的个性,他未必是想要故意羞辱赫鲁晓夫。另一个例子是《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是在陕北保安,那里的条件相当艰苦。因为是黄土高原,天旱水缺,人们很难得有洗澡搞卫生的条件。尽管那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毛也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当时两人坐在院子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毛泽东一边与斯诺谈天说地,一边很自然地解开裤腰带,在裤腰里捉虱子。一边捉,一边把吸满了血的虱子用指甲挤破,挤得啪啪直响。这个美国人显然没有赫鲁晓夫那样敏感。他反而把毛的这种不拘小节看成是一种魅力,心想:这个人好潇洒呀!

他们都曾受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

他们都生于19世纪末期,成长在20世纪初期,成长过程和环境有相似之处。

蒋介石生于1887年,毛泽东是1893年,他们都是那种既读过几天私塾,也受过一些西式教育的跨时代的人,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的思想的影响。在五四时期,他们其实同样都属于比较激进的革命青年。我们讲“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是反动头子”,但是他当年却并不反共。我们看他1926年年初之前的讲话,很多讲法都是与共产党人的说法相似的。在那个年代里,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都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特别是到了1920年至1922年期间,流传得最广的已经是俄国式社会主义了。当时各种倾向的人都想向俄国学习,这是因为那个时候俄国的社会主义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面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竟然日益壮大和巩固。这让本来就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现象心怀恐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看好这种社会主义。当然,俄式社会主义是基于列宁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它的核心内容是强调阶级斗争。对于要不要搞阶级斗争,在中国各进步人士中间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人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自然是强调要用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孙中山也看好苏俄,但其思想与共产党就有一定距离。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分化出像马克思他们所讲的那种极端对抗的阶级,他主张三民主义,即强调要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不必用阶级斗争方法,即强行将阶级拉平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蒋介石1914年以后就跟随孙中山革命了,但我们却发现,他在1923年去了一趟苏联之后,直到1925年底之前,他却与孙中山有些不同,大谈所谓阶级斗争,主张要通过打倒地主、资本家来解决中国贫苦民众受穷的问题。既主张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军阀,又赞同打倒地主、资本家,其言论显然与共产党人非常接近。尽管我们不能说蒋介石的整个思想体系与共产党人相同,但从蒋的日记看,他在1918年之后,即五四运动开始前夕,他就已经在关心社会主义问题了,不仅读马列的书,也看《新青年》,更崇拜苏联。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也大致相似。说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成长过程中,都受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应当没错。

为何他们没能成为“同路人”?

为何他们没能成为“同路人”?

既然毛、蒋二人都受到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赞同过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主张,他们为什么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大概要注意到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不同了。1914年以后,蒋介石开始跟随孙中山,加入了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后来这个党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这是个有相当长的革命经历的政治团体。而它明显地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同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而且因为这两个党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的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显然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它在许多年里,其实始终是依靠海外那些爱国的华侨的赞助和参预生存发展下来的。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一直到1919年改组成中国国民党,它的势力虽然在国内逐渐扩大,吸收的却大都是一些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地位,也都属于有“恒产”,即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的那一阶层。因此,他们的许多理念都与孙中山的理念相似,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但希望用些社会主义的措施来抑制资本主义的弊病滋生。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它从一开始成立,就将自己的基础公开地放在中国最底层的贫苦民众当中,公开地反对有钱人,主张用暴力的手段,通过剥夺富裕者和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来达到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目的。

由于两党依靠的阶层不同,他们的利益和政策目标也就不同。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建国的目标,到处找外援,最后不得不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而他也因此遇到党内很多老党员的反对,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两个党的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策目标和利益所在不同,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加入到这两个党当中去,其成长时所受到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相同的。蒋介石再激进,再受五四新思想和苏俄革命精神的熏陶,他所依赖的那个党所给予他的影响毕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蒋介石的思想再激进,最终也还是会服从于国民党的政策需要。何况,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些深具抱负的人,组织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实现其鸿图大志的看家本钱,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某种并不成熟的理想,而放弃对组织的依赖。蒋介石最后会一步步走上反共的道路,并不是他没有或不曾有过激进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其抱负心和利益使然。

同样的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加入的就是另外一种政党组织。他因此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的观念。这套观念从俄国传进来,争取和依靠的对象是工农大众。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表示过自己不同于国民党,并且优越于国民党的这种态度。以后的国共合作,两党之间之所以会发生那样多的矛盾与冲突,根本上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心态在起作用。我们从1923年至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毛泽东对国民党工作的重视和深得国民党领导人赏识的种种情况。这甚至使他在共产党内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同样是抱负心很大,并有志于依靠党的组织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他当然不会因为国民党人的重视和给他较高的职位,就转到国民党一边去。从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人的成长过程来看,由于他们加入的组织和依靠的人群不同,接受的思想影响不同,也就使他们最终所选择的道路大不相同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这里只能是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他们有着相同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们二人成长中那些颇为相近的方面。由于二人的出身、学历相对都比较低,这导致他们明显地存在着某种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来两人都成了党的领袖,我们看他们的日记或谈话,也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通常情况下,强烈的自卑感往往会与很强的自尊心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地位时,自然会形成很强的自尊心。这种自尊与自卑形成的强烈的反差,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具有多疑和敏感的共同的气质。

(1)蒋介石:多疑导致“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因过度自尊而导致的过度敏感的例子很多,他自己在日记中就常有反映。有很多事情,本来未必与他有直接的关系,仅仅因为他的自尊心太强,内心里又缺乏自信,以致疑神疑鬼,认为是别人在背地里讲他的坏话,想整治他,结果他就往往会做出相当激烈的反应。比如蒋介石与中共决裂的中山舰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件事情过去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直到80年代一直还有人在研究。大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件事是蒋介石蓄谋的,而国民党的史学家则认为是共产党和俄国人要绑架蒋,蒋没办法才决心利用这事件惩治共产党和俄国人。随着80年代以后人们对政治历史的研究心态日渐平和,再加上大量史料得以披露,人们才发现,造成中山舰事件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还在于蒋介石因自尊而导致的多疑。用当年在蒋身边工作的俄国顾问的话来说,就是蒋的自尊心强到了吓人的程度。中山舰事件,简单说起来,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调走了一个与蒋介石关系非常好的顾问,接替他的顾问对蒋明显地不够尊重,对蒋的主张动辄设置障碍,并且有意削弱蒋手下的军队。这使得蒋非常紧张和愤怒,认为这是有意要搞他。于是,他想与当时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联手挤走这个顾问,但他后来发现汪精卫和这个顾问竟也一个鼻孔出气,甚至有愿意让蒋出国的意向。种种可疑的事情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他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在一起要整他。正好1926年3月19日国民革命军最好的一艘军舰中山舰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被海军局派往黄埔军校所在地虎门附近水面去执行缉私任务。当天下午海军局得知苏联顾问要用该舰,又得知蒋恰在广州,于是便请示蒋可否将中山舰调回来。这就导致蒋疑心大发,最终怀疑是汪精卫和俄国人是想要利用中山舰把他绑架到莫斯科去。于是,蒋怒不可遏,反复思量,最后下定决心利用手中的军权,调动军队发动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变。

蒋介石的这种敏感、自尊、多疑早在他跟孙中山时就表现得很突出了。孙中山对蒋很器重,把蒋介石看成是军事上的干才,任命他到前线当参谋长。蒋介石却因为与前方将领闹矛盾,前前后后跑了十几次之多。总是孙中山一个电报,蒋介石去了;去了不久,他说也不说就跑回上海去了;孙中山急了,再写信劝让他回去,他碍不过孙中山的劝说,只好又到前线去;去了又出问题,又是转身就跑。如此反复,有十几次之多。蒋介石为什么要跑,一个根本上的原因,就是他受命于孙中山,职位很高,前方将领却不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他手里没兵。这无论如何让蒋面子上受不了。其实“中山舰”事件时蒋介石也是打算要跑的,只是跑到半路上一想,不行!我这么一跑了之,不就正好让人说我自己心虚了吗?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干吗要心虚?!何况这个时候蒋介石已不同于当年跟孙中山的时候,他利用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第一军已经是国民党的绝对主力了。蒋介石很难丢掉他的这支看家本钱不顾,让别人夺了去。因此,蒋介石想明白了之后,马上就掉转车头,回到黄埔去连夜布置反击。结果是那个苏联顾问被赶走,汪jīng卫也被挤去欧洲养病,自己夺了党政军大权。

(2)毛泽东:没被教授“当人看”

我们再来看一看毛泽东。毛泽东同样是自卑感和自尊心并重的人。1936年他在陕北和斯诺谈自己的经历的时候,特别提到过一件事情。那是1919年,他经李大钊的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登记来图书馆读书的人的名字。他当时讲了一句相当尖刻的话来形容他那时候感受。他说:那时那些来看书的教授们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人看。梁漱溟抗战时期到延安访问时,毛泽东又提到了同样的问题。他问梁:你还记得我吗?梁漱溟摇了摇头,想不起来。毛泽东告诉他,他当年在北京时曾住在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家里,梁漱溟那时去过杨家,是他给梁开的门。而梁当时已是北大教授,自然不会记得这位给自己开门的青年人。毛泽东反复提到这些事情,清楚地显示他内心里对此颇多感慨。联想到毛泽东在解放后只对一个大知识分子很好,即章士钊,而对其他大知识分子统统不喜欢,我们就更容易理解毛泽东的这种复杂心态了。解放后,毛泽东发动过那么多针对知识分子和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甚至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那样无情,但章士钊和他的后代却几乎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对章士钊很有感恩之情。这是因为章士钊早年在毛泽东非常困难的时候曾经慷慨资助过他2000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数目的钱。只可惜,当年帮助过毛,或者看重毛的这种大知识分子太少了。因此,毛泽东只记住了一个章士钊,而对其他的教授、专家、社会名流印象很不好。毛泽东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总是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和“书读得越多越蠢”之类的道理,并且总是自诩为“小人物”的代言人,鼓动“小人物”来打倒大人物。当然,我们也不应当回避,这种情况也与当年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有关。建国以后,我们经常会谈论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之所以会谈论,就是因为不好摆。我们过去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从阶级论的角度,知识分子算不得是什么阶级。于是就有了“毛”和“皮”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这堆“毛”,究竟是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呢,还是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呢?多数知识分子当然想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问题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列宁早就讲过: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你要想改变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只好去改造它,因为只有改造好了才能使其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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